（一）
1937年，河南连年大灾，一个名叫邹英的男人带着妻子随灾民逃荒来到了西安。为糊口，每天走街串巷摆地摊，以给人修鞋为生。邹英为人厚道，且聪明能吃苦，很快便学会了一手绱鞋的好手艺，并在西安回坊的西羊市安了家。
生活有了着落，但邹英夫妇却始终有块心病难去，就是身边没有孩子。于是便四处打听，想收养一个孩子。说来也巧，有位李姓的家庭因为家里穷，刚满一岁的孩子得了黑热病，正在为无钱医治而发愁。于是，朱仁基就这样来到了郅家，并取名金宝，意思是这孩子比金子还要宝贵。
黑热病是一种流传于长江以北的地方性慢性传染病，以肝、脾、骨髓、淋巴结的损害为主，且很容易反复发作，特别是对儿童，危害很大。邹英为了治好金宝的病，抱着他四处求医，把能想的办法都想了，终在一家教会医院才把病治好。
看着活蹦乱跳的儿子，邹英夫妇家里虽穷，但一家三口日子过得还是其乐融融。
西洋市地处北院门回民街，是穆斯林民族聚集的地方。一个汉人要在回民区生活并站稳脚跟，凭的就是邹英一手绱鞋的好手艺。朱仁基至今还记得养父手里的绣花鞋，他说那鞋大都是姑娘们出嫁或有钱人的女人出门穿的，非常讲究。因此，父亲每次上鞋都要把鞋打湿，然后用丝线快速地缝，稍不注意，丝线掉色染了鞋面，那鞋也就废了。由于手艺好，父亲的绣花鞋在当地很受欢迎。直到解放后，父亲还被推举担任过街道主任，法院陪审员。这已是后话。
朱仁基记忆中的家是个大杂院，里面住的都是逃荒落难到此的河南人。这样，朱仁基一家就成了西安城里少数民族居住区里的“少数民族”。
记忆中的金宝幼年时充满幸福。绱鞋为业的养父只要有时间，就会背着他来到西安的易俗社、五一剧院、三意社等剧院去看戏。当时的西安戏院，每天都会上演数台河南豫剧，并长期有常香玉、崔兰田、马金凤、申凤梅等名演员登台。评剧、越剧、晋剧、眉户、蒲剧、汉剧、碗碗腔、木偶、皮影等各种专场轮番上演。老西安人都知道，那大段的袁克勤秦腔演唱，简直就像秦兵马俑武士叱咤风云的怒吼。京剧名流尚小云先生长期坐镇西安，马连良、邱盛荣、谭富英、叶少兰、苟慧生等艺术大师经常到此献艺。尤其是张木春先生的连本戏“西天取经”更是在西安连演40场不衰，金宝都是场场不落。
由于年龄小，小金宝被允许经常爬在戏台口看戏。一次，张木春先生在演《西天取经》猴子啃桃子时，还在舞台上给了小金宝一个苹果。演到兴起，张木春先生有时还猛的窜到他跟前学猴子咬他，逗得台下观众哄堂大笑。
除了看戏，王笑岩、笑笑岩的整部《明英烈传》他都去听，时间长了还学得惟妙惟肖。另外，像张烧鸡的相声，曲艺团的坠子、大鼓书，马戏团的杂技、魔术等等，年幼的金宝都乐此不疲，成为这个即将远去的文化雨林中一批幸运者。
转眼间，大杂院里成长的朱仁基到了上小学的年龄。那时学生上学，不管是语文还是算术，用的都是毛笔写字。有钱的人家给孩子买个铜墨盒，那样可以不用磨墨，课堂上打开墨盒、蘸着墨汁就能写；没钱的就自己带块石头做砚台，上课时一边磨墨一边写字。朱仁基自然和大多数孩子一样，是拿块石头当砚台去上课的。和别的孩子不同的是，朱仁基的父亲邹英会写字，而且能写一笔工工整整的楷书。朱仁基从记事起，就在家里的水缸、木桶、和面口袋上，受到父亲那笔规规矩矩的毛笔字的熏陶。
“上学就是把字写好”， 这是父亲教给朱仁基的。“ 一个人，只有把字写好了人才端正，字就是人的门面”。于是，家里那张矮小的方桌，又多了一个用途：一半用来摆放父亲绱鞋的工具，另一半就成了朱仁基练习写字的书桌。
绱鞋为生的父母靠微博的收入，供养朱仁基上完小学，父亲便病倒不起，生活极其艰难。但朱仁基还是顺利进入了初中。
朱仁基就读的学校名为西安市第三十中学，创办于一九四一年。这里先后走出了中国电影导演张艺谋，音乐家、现任中国音协主席赵季平，解放军总政歌舞团团长左青，歌唱家任慧等一批艺术人才。
在三十中学，一段奇缘让朱仁基走上了书法艺术的不归路。
和朱仁基同班的有一个姓梁的女同学，个子高挑，人很漂亮，却眼睛近视。于是，便被调到前排，与个子矮小的朱仁基同桌。朱仁基发现，这个同桌女同学经常向他们前排的一个姓刘的男同学借作业看。开始他还以为女同学是在抄作业，后来才知道梁学姐是喜欢刘同学的字，专门借过来照着练习的。朱仁基凑过去一看，果然，那笔硬笔行书写得非常漂亮。
朱仁基对那位同学写的字暗暗吃惊，但心里还是有些不服。他问同桌的女同学：“我也经常练习写字，难道我的字不如他吗？”
“那当然！你看你写的字，和你人一样又瘦又矮的，怎么能跟人家比。”不问还好，这一问，朱仁基自觉自己比别人又矮了三分。也就从这起，朱仁基暗下决心，一定要练出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来！
在三十中学，当时有三位老师的书法、音乐造诣很深。写隶书的是欧阳老师，写楷书的是高老师，教音乐的则是一位姓方的老师，他就是后来的音乐家赵季平的启蒙训导老师。朱仁基则暗暗跟自己较劲，拿起毛笔，跟欧阳老师学起了隶书。
良好的基础，加上加倍的勤学苦练，朱仁基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很快被学校发现。老师表扬他，同学追捧他，这让朱仁基在学校里俨然成了一个“小明星”，还担起了专门给学校出黑板报的任务。
能给学校出黑板报，这在同学们眼里可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。每当这时，看着老师给的那一盒盒彩色粉笔都由自己支配，并且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在背板上写写画画，此时的朱仁基抑制不住心里的那份得意，同时也激发了他内心的那份自信，写起字来越发的认真。而他越是认真，就越能赢得老师和同学们的信任和赞许的目光。1958年，大跃进、人民公社运动正在全国兴起，善于观察的朱仁基及时把这些内容都画在了学校的黑板上，赢得老师和同学们的又一阵喝彩。这期间他还学会了刻腊版，每当老师忙不过来，学校的宣传单，考试用的试卷也都让朱仁基来刻。为奖励这个个子矮小、家里很穷的学生，学校甚至破例每个月发给他五元钱的生活补助。当时的五块钱可是一笔不小的数字，朱仁基节省一点，一个月生活费完全够用了。
中学期间，朱仁基不仅字写得好，学习成绩也出类拔萃。他的作业经常被老师当成范本，在同学面前展示。一些爱面子的女同学甚至会经常找他代抄课堂笔记。多的时候，他一次可以帮同学写六份笔记。多写多练，不仅让朱仁基的学习成绩，还招来很多女同学的喜爱。她们饭量小，平时用不完的饭票都会拿来送给朱仁基。
一年秋天，学校组织学生帮助农民秋收。天气很冷，瘦小单薄的朱仁基被冻得直打哆嗦。那位同桌的梁同学看见了，特意跑回家去拿了一件棉袄穿在了朱仁基身上。多少年后，朱仁基提起此事还觉得十分感动。他说，那件棉衣是她哥哥穿的，衣服里里外外加起来有七个口袋，同学们看了都很羡慕。
（二）
朱仁基一手漂亮的课堂笔记，在班级里刮起了一阵“追风潮”，不仅很招女同学喜欢，男同学也颇为嫉妒。，班里的男同学赵海强主动来找朱仁基。两人开始对话：
“你也给我写课堂笔记吧”。
“不！”朱仁基不愿意。
“为什么？”
“不为什么，反正就是不想写。”
“你爱写字画画，你给我写笔记，我让你认识我爸。”
“我为什么要认识你爸，你爸是谁？”
“我爸是赵德凯。”
“赵德凯！”朱仁基一听吓了一跳。想不到自己从来没看在眼里的这个同学，竟然有那么大名鼎鼎的爸爸。要知道，当时不要说在西安，在西北，就是在全国，赵德凯都是家喻户晓的大名人，开山立派的大画家。同时还是当时西安美术家协会的主席，西北文物管理处处长。
“好好好，我答应！”朱仁基一口答应了赵海强的要求。
说实话，认识一个美协主席能给一个普通的学生带来什么，朱仁基并不清楚。但他喜欢写字，写字的学生还认识一个大画家，在同学们眼里，那是一种多么大的荣耀啊。而让朱仁基没有想到的是，他的这个天真、朴素的想法，却从此改变了自己一生的命运。
朱仁基和赵海强成为了朋友。除了帮他抄作业，还帮他写作文。一次作文本发下来了，赵海强得了五分。作文后面老师给的批语是：“作文写得不错，但好像是朱仁基写的。”
虽然老师的评价不是赵海强想要的，但按照约定，他还是带着朱仁基来到了西安北大街。那里是老西安美协的院子，赵德凯先生的家就在这里。50多年后，再问朱仁基次见到赵德凯先生的情景，他说印象深的就是赵先生平易近人，没有一点大画家的架子。记忆中的赵先生“身材高大，总是仰着头，走路看着天。”
从此，朱仁基有事没事便经常会去赵先生家玩，见赵先生很是随和，还时不时地把自己画的孙悟空、猪八戒这些儿童画拿来给赵先生看。而身为大画家的赵先生也从不拒绝一个小孩子的任何请求，哪怕是一个天真的想法，都能得到他的鼓励和指点。
一个大画家和一个还不太懂事的小孩子的交往从此开始。
（三）
朱仁基通过同学赵海强，不仅结识了赵德凯，还结识了石路、张海霞等一批当时美术界的大人物。
朱仁基初中即将毕业之际，赵德凯先生已经被打成右派了，公开场合还保留着美协主席的名义，但已经没有了实权。
五月份的，朱仁基去照例去赵先生家玩，无意间看见赵先生桌上有一片沾了墨汁痕迹的纸，心想着那应该是没人要的废纸。而纸的旁边正好摆放着一本隶书《庙碑》的拓本，朱仁基习惯性的铺开那片废纸，照着字帖就在那片废纸上写了几个字。写完了就跑出去玩去了。
第二天一大早，在学校，同学赵海强急急忙忙跑过来，拉着朱仁基就走，说：“快跟我去我家。”
朱仁基说：“马上要上课了。”
赵海强说：“我跟老师说过了，先不上课了，石路先生要见你。”
石路，原名冯亚衍，四川仁寿县人，西北美协副主席，曾与赵德凯先生一起，为创立“长安画派”作出很大贡献的画家。
听说石路先生要见，朱仁基顾不得多想，两个人风风火火拉着手就往美协跑。
办公室里，朱仁基次见到了石路。他个子没有赵德凯先生高，人很瘦，留着胡子，说话带有浓重的四川口音，给人感觉一派风流倜傥。
石路先生见到朱仁基句话就问：“这字是你写的？”朱仁基看着桌上摆的那片纸，想起了昨天的那一幕。原来，自己在赵先生家写的那几个字被石路先生看见了，夸这字写得好，便问是谁写的。赵先生说是小三（赵海强的小名）的同学金宝写的。于是，石路先生马上提出要见见这个朱仁基。
应该说，朱仁基平生次走进的名人画室是赵德凯先生的，在他看来，赵先生的画室就和他的为人一样朴素，里面除了一个简单的沙发，显眼的就是那张画毡上沾满墨迹的画案了。而走进石路先生的画室，感觉除了漂亮、讲究，简直可以用豪华来形容。巨大的画室光厚厚的地毯就铺了三层，大的摞中的，中的摞小的，配上一整套的红木家具，显得很是气派。画案上笔墨纸砚摆放整齐，画毡一尘不染，点墨不沾。尤其一方大砚，雕刻甚是精美，砚中蓄墨，四周为水池，以水养墨，高雅。石路先生用的笔也很讲究，据说全是从日本进口的。石路多才多艺，大概是解放初期，曾写过一个电影剧本《暴风中的雄鹰》，后来拍成了电影，获得了五千元稿费。他就用这笔钱跑到荣宝斋，买了很多的宣纸、笔墨和印章。他生活很讲究，平时穿衣整洁熨帖、不沾一粒灰尘。唯独作画写字时喜欢热闹，围观的人越多情绪越好，这一点和赵先生截然不同，恐怕是受到同乡张大千先生的影响。
石路见到朱仁基，开门见山就问：“愿不愿意做我的学生？”
做面前这位风流倜傥、才气横溢的大画家的学生？此时的朱仁基有点受宠若惊。他是个穷孩子，除了在家受父母的关爱，在学校受老师和同学的表扬和追捧之外，哪受过这么大的恩宠。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说：“我愿意！”
石路接着说：“那好。愿意了就不要走了，以后学校也不要去了，每天早上过来，我每个月给你十八元学徒工资。回去和你爸爸说一下，你直接过来，在我画室看我画画，我教你。”
刚进赵家的门，现在又成石室之徒，接踵而至的“好事”让朱仁基来不及多想，因为他不可能预见未来的命运。
如果说此时的朱仁基遇见石路是“天上掉馅饼”，那么石路收朱仁基为徒则更像是“求贤若渴”。刚见面头，还没等朱仁基回过神来，石路就开始给朱仁基讲课了。讲构图，讲技法，讲用墨，讲艺术如何深入生活。激动的时候，还在地上打滚给朱仁基作动作。
石路先生的画室平时是不让外人进的，他的家人也不例外。哪怕有重要的领导人来了，也只能在画室外面等着。
唯独朱仁基是个可以随意出入石路画室的人。
在石路先生画室，朱仁基主要负责给先生抻纸，研磨，洗笔。石路作画有一套规矩，笔必须洗得干干净净，梳理得整整直直的挂起来。到后期石路先生又收了三个学生，他们分别是何继增、王淑华、刘湘子。加上朱仁基，一共是四个徒弟，两男两女。
朱仁基记忆中美好的时光，就是在美协的这段日子。还是上学的年纪就有了令人羡慕的工资，每天有师哥师姐陪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更重要的是有赵德凯、石路这样的大画家随时指点，让他感觉每天的空气都不一样，处处充满了阳光。